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北京大学医院如今有14间安宁疗护病房，作为全国首家开设安宁疗护病房的三级医院，这些病房已经成为北京市规范化治疗的示范病房。但当年顾晋刚来这里担任院长时，曾面临是否真的要开设安宁疗护病房的艰难抉择。
顾晋之前在北京大学医院工作二十多年，很多患者手术后所有的化疗放疗做完了，就不再有新的治疗方法。当时各大医院也不再安排这样的患者继续住院，因为需要腾出病房给那些正在接受化疗放疗的患者。顾晋当时就考虑，是否有可能在北大首钢医院设立安宁疗护中心？为此还专门邀请专家开了座谈会。与会专家都认为这是好事，但问题是，这样的中心不挣钱，甚至可能赔钱。在这样的压力下，是做还是不做？顾晋选择了做。2017年，北大首钢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正式建立，他们发现病人的需求量很大，但是中心不挣钱也是事实，但这些病房也成为了医院的窗口，让更多人开始了解首钢医院。随后几年，顾晋为中心争取到了一些可以自主定价的政策，如今资金运转已不成问题。不久前，顾晋还主编了《安宁疗护有故事》一书，邀请了业内许多专家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安宁疗护及医学人文等话题。本期节目，本刊记者亚光和媒体人小熊邀请到了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顾晋，从安宁话题进入，但也导向了治疗中更广阔深远的医学人文理念。完整节目欢迎搜索“在川上”进行收听。
小孩比老人面对死亡时更淡定
小熊：在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《建设中国自己的临终学》中，病理生理与药理学家韩启德老师提到临终学在中国的发展非常缓慢，大多数人仍忌讳谈论。您从事临床多年，觉得目前中国人对死亡的理解处于怎样的状态？
顾晋：我觉得最重要的特点是大家愿意听，但不愿意主动谈论。因为中国人避讳死亡，所以在推广生前预嘱时，很多人不愿意谈这件事，虽然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事情。一方面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另一方面，正如韩启德老师在清明论坛上的演讲所言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人们对死亡的想法会越来越多。我自己做临床医生，年轻时每天或至少经常能看到人的离世，对医生来说已经不太新鲜了，但对普通人来说不一样，尤其是老年人可能越来越恐惧。反而临床上我见到一些小孩，在面临死亡时都出乎意料地淡定。
顾晋，教授、主任医师，博士研究生导师，现任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，兼任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北京医学会副会长、北京医师协会副会长。美国外科学院院士，法国国家外科科学院外籍院士。医学普及类著作主要有《结直肠癌顾晋2023观点》《外科医生的故事：大肠癌传》《无影灯下的故事》。
小熊：这个观察让我感到意外。
顾晋：比如有的小孩得了白血病，反而变得特别乖、特别理性，表现出超出年龄的成熟。而有些老年人身体状况没那么糟糕，但随着年纪增长，身边的人慢慢都没了，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，多少会觉得这个事情终于轮到自己了。所以让一个人淡定地面对这件事也挺难的。你没到那个年龄，可能理解不了也难以淡定；当然到了那个年龄，可能真的是更难让自己淡定。
亚光：我们聊到不同年龄对死亡的理解与感受不同，但这本书里还有个重要观察，就是不同患者的病情和治疗经历都会影响他们对安宁疗护的看法。比如有的患者一来医院就已经决定是寻求安宁疗护的照顾，他（她）会自然会表现得非常配合；有的患者来医院是为了积极治疗肿瘤，但自身的病情发展不尽人意，失去了治愈的希望时，需转入安宁病房，此时的他们对这个现实难以面对，因此也对住进安宁疗护非常抗拒，这个转诊过程也会存在很大困难。
顾晋：患者积极治疗是为了活下去，当所有努力都用尽后，可能觉得没有希望了，任何人都会感到万念俱灰。这时候的患者的心境，可能常人是理解不了的。在安宁疗护病区，也有一些患者，在治疗过程中，病情趋于稳定或好转，此时他们或许觉得自己又有希望了，可以像别人一样生活。他们也会开心，甚至出院与他们的家人团聚。事实上，但当一个人处于癌症晚期，真的躺在安宁的病床上的时候，可能觉得旁边走动的每一个正常人都是幸福的，即便是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。因为他们没病，身心自由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。而躺在床上的人已经无法逃脱，所以会羡慕很多人，甚至羡慕窗外飞翔的小鸟。
亚光：有学者提到，有些人抗拒安宁疗护，是因为他们饱受癌痛煎熬才到这里面接受了缓和疼痛的治疗，当疼痛减轻了，自己的精神状态可能也变得恍惚，仿佛冥冥中感受到一种死亡的气息，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不熟悉的疾病状态，好像自己已经飘在空中，反而觉得自己离死亡更近了。
顾晋：其实大家不了解，止痛药吃了并不是说就完全不疼了，那是一种很难受的状态，相当于一种麻醉，有很多副作用，比如头晕、认知模糊、视力模糊、恍惚，分不清想象和现实，对外界也缺乏兴趣，是一种混沌状态。
《安宁疗护有故事》
作者: 顾晋 主编
版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2025年9月
信息时代，医生面对患者应该实事求是
小熊：在书里您有篇文章叫《适时放手也是爱》，提到您有一位朋友的妻子癌症晚期，医生面对这种情况时，也要面临选择，对病人的“坏消息”相关的话题要说到什么程度？通常您是如何告诉病人坏消息的？
顾晋：现在是信息时代，隐瞒坏消息一点意义都没有，过去和现在人们的观念已经不同。比如在美国、欧洲，家庭结构与我们不同，孩子长大就离家了，老人得自己面对这些事，所以医生必须和病人说清楚他的真实病情，包括像癌症之类的坏消息。
而在中国经常遇到的情况是，孩子们会跟医生说“别让我妈知道她得了癌症！”今天我看门诊还有人进来说，“我爸什么都不知道。”后来我跟他说，“你觉得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”你和患者一聊天就知道他们都知道了！只是和家属之间隔着一层窗户纸，这样做是徒劳的。所以我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稍微点明，比如今天我门诊遇到的这个患者，说最近肚子特别不舒服，大便也不好。我就问他“你觉得有问题吗？”他说“可能有问题。”我说“我看了你的检查，发现肠道里长了个东西，我们得把它拿掉。”他说“行。”患者听到我的“坏消息”也没有一下子精神崩溃，其实几乎所有我遇见的病人听到坏消息后，都是坦然面对的，只是我们医生说话的方式要有策略而已。隐瞒坏消息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。
另外，癌症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，好像得了癌症就是生命的终结。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观点，癌症是三个三分之一：三分之一癌症可预防：通过改变吸烟、肥胖、饮酒等生活方式，可降低肺癌、肝癌、乳腺癌等高发癌症风险。三分之一癌症可通过早期干预根治，例如宫颈癌、乳腺癌、结直肠癌等，早期筛查（如HPV检测、乳腺钼靶、胃肠镜）可显著提高治愈率。剩余三分之一可通过医疗延长生命。
对于晚期癌症，综合治疗可改善生存质量，如靶向药、免疫疗法的应用。其实，癌症的诊疗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而我们的影视作品对癌症的描述带有很大的偏见：电影作品里听到人得了癌症，立马那二胡的音乐响起来，周围树叶也掉了，这种所谓的悲凉的氛围完全是错误的烘托。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，未来几年癌症很可能就不再是问题，很多基因其实已经被解析清楚了。重要的是，大家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坚持到那个时候，得了病也有办法。
至于到底该怎么把病情告诉患者，我觉得要实事求是。每个人对坏消息的接受能力不同，所以与患者的交流方式很重要。我有一个女患者，是大学老师，脾气特别暴躁，来我诊室，进来就说，“我怎么可能得病，我对老人好，我也经常锻炼。”她丈夫刚说两句话，她就说“你别说话”，特别强势。后来我跟她说，“你这病，我看了，我觉得你还有希望。”她挺意外，我接着说，“你看，第一你这个肿瘤没有转移，前面那个患者都已经肝转移了，那就只能化疗了。”她听了心里舒服多了。我又说：“你还有先生来照顾你。”她说，“是，我先生对我特别好。”我说，“你看刚才那位老人，孩子都在国外，想做手术，身边连签字的人都没有。”这时候她觉得自己甚至有点优越感了。我再说，“你还有医保，前面那个小孩没有医保，家里房子卖了都看不了病。你如果恢复得好，还可以重回教室。”她这时已经很高兴了。所以，20分钟，可以让患者从暴躁变得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给了她一个希望，帮她找到心理上的优势。
电视剧《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》剧照。
小熊：听上去医生不仅仅是治病，还是在进行心理疗愈。
顾晋：我有个朋友20多年前做了手术，最近复发了，他特别紧张，整天拿着手机翻。后来我跟他说，“你别翻手机了，现在人工智能确实能回答很多问题，但很多事你听不明白。我学医学十年，干了四十年临床，除了肠癌之外的事我都不敢回答。你研究什么呀？到医院，听医生的就行，医生是专业的，天天干这个。”我曾经跟学生们说，你在街上遇到个人找你借钱，你会随便借给他吗？你可能觉得，我凭什么给，我也不认识这人，对不对？但在诊室里，其实你和患者也是素不相识的，但患者给你的是什么？患者把命交给你了。你说这个担子重不重？
我以前在北医给新学生讲第一节课，上课前特别乱，我开口说“昨天晚上有个急诊”，大家就安静下来了。患者是化脓性胆管炎，非常危险，必须马上手术，这种手术有50%的风险可能出不来，进手术室之前家属都拉着病人的手、摸着头，就像准备经历一场生离死别。我跟学生们说：“你们未来都是医生，这个时候病人交给你了，你怎么想？人家和你素不相识，但把生命给你了，你得珍惜你的工作。”这些话要说清楚，好多小孩还不能理解，认识不到这个事情。
我的第一堂医学人文课是患者给我上的
亚光：说到对医学生的教育，我好奇的是，安宁疗护这件事会对他们构成一种负担吗？对学生来说，在学校学习的是希波克拉底誓言，一定要挽救生命，不能放弃。
顾晋：安宁疗护不是放弃，反而是对生命的尊重。不是说我不给你治疗了，你该干嘛干嘛吧。而是让你没有痛苦，有尊严，这和医学生的教育并不冲突。“有时去治愈；常常去帮助；总是去安慰。”这是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。“总是去安慰”这就是安宁疗护，对不对？
我的第一堂医学人文课是一个病人给我上的。他是一个肺癌晚期患者，是一位工程师，我作为实习大夫去问他病史，他看了看我，没理我。他爱人就在旁边说，他今天有点不舒服。电视里在放中国女排跟美国女排对垒，我就说，今天女排打得还挺好的，然后也和他爱人聊天。他突然就把眼睛睁开了，问我“你懂排球吗？”我说，我不懂。他就跟我说，谁谁谁打得好，还跟我说，他大学是排球队的，聊得特别高兴，眉飞色舞。我们聊了20分钟，我也没问病史，老师叫我，我就出去了。他爱人跟着我出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。我当时特别紧张，因为我是实习大夫，我以为我做错什么了。她说：“小顾大夫，谢谢你。我俩在这儿住了半年了，每天就这么我看着你、你看着我，刚才是我半年来第一次听到他笑了。”
这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。我没给他化疗，没给他做手术，我就是跟他聊了20分钟，但他笑了，这就是人文的力量。他可能因为这个就放松了，内心是高兴的。我老跟病人说，高兴也是一天，不高兴也是一天，你干嘛不高兴？你想的都是高兴的事，身体状态也就跟着好了。没事老想不高兴的事，让它来伤害你，你觉得有意义吗？
小熊：您提到的这种人文属性在今天临床上会不会越来越奢侈？现在公立医院里医生工作量很大，医生自己都那么辛苦的时候，还能不能匀出来精力给到病人这种人文关怀？
电视剧《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》剧照。
顾晋：人和人不一样，有的人会多一些耐心会愿意关心别人，现在医学人文教育也被更多重视起来了，相关课程在增加。但另一方面，人工智能时代，很多东西也发生了变化，拿手机远多过和人面对面，年轻人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可能觉得虚拟环境更舒服，不用迎合谁。有的医生，技术和思维都很好，但和人的沟通越来越少。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，专门谈科技发展的时代，医生和病人离得更远了。
以前临床我们讲视、触、叩、听，比如病人有胸水，老大夫把手往那一搁，后背上一叩，说“就在这儿”，你从这个地方穿针进去，就能抽出来胸水。这是靠什么？这就是临床嘛，临靠床边。现在都靠仪器，手术都可以在家远程做了，所以医生会不会离病人越来越远？我觉得这是医生应该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。现在医学生总想把技术学好，你会的技术我也得会，都做微创，那开放手术以后还有没有人做？如果打仗在战地救护，你行不行？过去在老百姓家里都可以做手术，现在谁敢做？没有各种设备就不会做手术了。
小熊：如果医生一味追求技术，淡漠了情感的部分，临床上会带来什么问题？
顾晋：不沟通就会带来一些医疗纠纷，现在有些患者文化程度不高，可能说半天，他也不明白。有的年轻医生觉得，那我花这个时间干嘛呀，赶紧做手术就完了。那人家病人就不理解，会继续问。所以，我们得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去跟人家交流。
临床上很多病人的意愿没有被尊重
小熊：您提到从医生层面来说，应该诚实跟病人描述病情。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是和一位癌症患者聊天，她提到作为患者最难的是选择，那么多方案摆在面前，很怕自己万一选择错了怎么办。另一方面您的文章里提到，很多家属层面又不愿意放手，觉得无论如何得把病人给抓住，有时候，这和病人的真实诉求又形成了一种张力。
顾晋：现在临床上很多病人的意愿确实没有被尊重。在一个家庭里面，病人本身是一个弱势群体。得病的时候，吃饭、做事情都受限了，这时候往往做决策的不是病人了。我们碰见病人在面对要不要积极治疗的选择时，更多重症患者是不愿意的，想早点解脱。但是子女会说“妈在家就在，妈要不在家就没了”。经常会遇见的情况是，问要不要给病人插管，病人使劲摇手说不插，家里就坚决要插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说要插，所有人都觉得是正常的，家属这时候其实有一种被”围观“的感觉，如果说不插，别人会觉得这孩子不孝。
亚光：所以像近期去世的罗点点，一直推广生前预嘱，也是希望提供一些保障。我们聊了一些关于安宁疗护的话题，现在这个事情在中国还是比之前有更高的接受度了，但是还是可能不太够，您觉得目前在国内推行安宁疗护，在观念和制度层面还有什么具体需要做的事情？
顾晋：第一个是生前预嘱的推广；第二是对青年医生加强医学人文的引导和教育；再一个是政府部门一些比如对知情同意、安宁疗护等制度的建设，包括从法律法规层面来保证减少不必要的医疗纠纷。还有就是扩大安宁疗护的范围，打造全生命周期的概念，现在我们的医保更多是管中间诊断治疗这个阶段，我当人大代表的时候就提出要商业保险保两头，医保没办法再去承担癌症筛查、癌症晚期的疗护，如果商保能介入进来，就是全生命周期的照顾。
小熊：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您这么多年看过这么多的生死离别，会影响到您自己的生死观吗？
顾晋：我没有认真去考虑过这件事。要说对我冲击比较大的一件事，是我们一起打球的一个小孩，也是我的校友，突然有一天车祸就离开了，那个印象比较深刻，打完球第二天他人就没了。反而日常看到的这些就是工作的一部分，我要考虑的事情已经很多了，不会再去想这些。就像演员一样，老演一个角色，完全进入其中，也不行，是吧？你还得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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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/小熊 亚光
编辑/刘亚光
校对/杨许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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